近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纽约市儿童服务管理局(ACS)儿童保护专家向公共安全专家汉娜·梅耶斯(Hannah E. Meyers)揭露了该机构CARES项目如何以促进社会正义、打击种族差距的名义将儿童置于危险之中。
CARES项目：风险评估的失败
这位专家指出，ACS和市领导层出于对社会正义的错误理解，降低了对儿童福利的调查优先级。由于少数族裔家庭不成比例地成为调查对象，ACS局长杰斯·丹豪瑟(Jess Dannhauser)誓言要减少调查，并将70%的案件转移到一个名为“合作评估、回应、参与和支持”(CARES)的家庭主导型非调查途径。
CARES项目旨在处理“低安全风险和低风险”的案件，但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判断风险只能是猜测。根据目前的指导方针，即使涉及吸毒或虐待的案件也有资格进入CARES项目。过去，所有涉嫌虐待或虐待儿童的报告都会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如今，申请部门的文员仅根据书面报告决定案件是否“低风险”。这些案件随后被送交家庭评估响应小组，该小组的专家被期望与涉嫌虐待或忽视的成年人合作，而他们的训练是调查员而非社会工作者。
专家的角色仅限于提供转介和资源，并没有强制执行其使用的权力。家庭常常无视这些资源，而专家缺乏提供有意义的支持的培训。结果是，家庭注定失败，儿童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吸毒的父母无法连贯地“领导”福利案件。然而，CARES期望母亲们领导这个过程，即使她们是所谓的虐待者。这种方法对儿童和家庭都有害。
2015年，涉及7岁以下儿童以及吸毒看护人的案件需要调查。如今，这些案件符合CARES项目的资格。当专家提出担忧时，他们被告知，活跃的吸毒行为还不够；必须有证据证明儿童受到了伤害。但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正确评估伤害呢？
系统性失败与案例
5岁儿童德尼尔·廷伯莱克(De’Neil Timberlake)于7月14日死亡的案例，凸显了让有吸毒成瘾父母的儿童处于危险之中的危害。虽然不清楚这是否属于CARES案件，但这突显了将儿童留给吸毒父母的危险性。
ACS为了追求种族平等而牺牲了儿童安全，他们将抽象的理想置于事实和逻辑之上。这种矫揉造作的态度使得弱势儿童仍然留在患有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或成瘾的家庭中。甚至法院也变得优柔寡断。去年，市家庭法院法官埃里克·皮查尔(Erik Pitchal)将婴儿埃拉·维塔利斯(Ella Vitalis)送回给她的暴力父母，尽管有压倒性的虐待证据，包括骨折的脚踝、颅骨骨折和咬痕。三周后，埃拉死于脑出血。法医初步认定死因为凶杀。
这并非个别失败，而是一个走向无效的系统性运动。CARES的支持者赞扬其促进“纠正性理解”的能力，但许多家庭从未改善，反而反复经历ACS的循环。
悲剧重演：儿童的死亡
像“情绪计”（一个用表情符号识别情绪的图表）和“忧虑虫”（一个针织或橡胶玩具，旨在鼓励孩子们谈论他们的恐惧）这样的工具，无法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那些举报虐待的人经常恳求进行调查，因为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案件将被分配到CARES项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高比率的累犯证明了他们的恐惧是有效的。8月14日，10岁的布莱恩·圣地亚哥(Brian Santiago)被发现饿死在他母亲的旁边，他的母亲因服用过量药物而死亡。
布莱恩是一个患有医疗脆弱的特殊需要儿童，ACS曾多次对其进行调查。他曾被从母亲的监护下带走，但后来又被送回——尽管有关于忽视、吸毒和“发育迟缓”的投诉。最终，他死于脱水和饥饿，被本应保护他的系统所抛弃。
这种“希望和祈祷”的方法——希望虐待儿童的父母会突然改变——适合教堂，而不适合儿童福利调查。CARES拒绝调查，用无效的、不可持续的干预措施取代基于事实的分析。它造成了一种危险的缺乏紧迫感和彻底性，让孩子们遭受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呼吁改变
ACS表示，它每周收到约1000份潜在虐待报告，并声称在今年1月至10月期间，只有22%的案件被分配到CARES项目。该机构还表示，所有儿童保护专家，包括那些管理CARES项目的专家，“都接受了同样的严格培训”。ACS进一步声称，“白人家庭与非白人家庭一样有可能被追踪到CARES项目”，所有决定都基于案件的性质，而不是种族或民族。
为了我们最脆弱的人，ACS必须放弃其优柔寡断的态度，回归基于证据的儿童保护。像CARES这样的社会实验无法保证安全。如果贾迈克、埃拉、布莱恩和德尼尔被从危险的家中带走而不是送回，他们今天可能还活着。我们的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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